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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量性赔偿的适用

行业资讯 / 2022-04-27 17:53

本文摘要: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唐 震(二审承办人)转自:人民司法特别提示:凡本号注明“泉源”或“转自”的作品均转载自媒体,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地方有。所分享内容为作者小我私家看法,仅供读者学习参考,不代表本号看法【裁判要旨】全面赔偿是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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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唐 震(二审承办人)转自:人民司法特别提示:凡本号注明“泉源”或“转自”的作品均转载自媒体,版权归原作者及原出地方有。所分享内容为作者小我私家看法,仅供读者学习参考,不代表本号看法【裁判要旨】全面赔偿是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裁量性赔偿是在已有证据证实权利人实际损失凌驾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但无法准确获得损失数额的情况下,综合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侵权行为的性质及规模、侵权行为的详细情节和侵权人主观过错等各项因素,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之上酌定赔偿金额,以最大限度地填平权利人实际损失,到达全面赔偿目的的一种损害赔偿盘算方法,是权利人实际损失和侵权人违法所得盘算方法在司法实践中的生长和运用。

【案号】一审:(2018)沪73民初81号二审:(2018)沪民终429号 【案情】原告:法国达索系统股份有限公司(DASSAULT SYSTEMES,以下简称达索公司), 谋划规模包罗软件、数码内容和/或盘算机设备的设计、开发、销售等,为美国版权局挂号的CATIA系列软件的开发者和著作权人。被告:上海知豆电动车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知豆公司),建立于2015年2月,从事电动车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汽车零部件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转让、服务及产物设计等谋划运动。2016年8月,原告密现被告未经授权许可,擅自在其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某谋划场所内的盘算机上,非法复制、安装和商业使用原告CATIA软件,遂向被告密送状师函,希望就侵权事宜举行相同,但未果。2017年2月,原告向上海市文化市场行政执法总队(以下简称文化执法总队)投诉,称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位于嘉定区谋划场所的盘算机内复制安装使用CATIA软件,请求责令其停止侵权行为,追究侵权责任。

经文化执法总队现场检查,发现该谋划场所内有8台事情使用的盘算机复制、安装了CATIA V5软件(每台盘算机中安装有1套软件)。同年7月,原告与被告就上述侵权行为告竣息争协议,主要内容为:1.被告答应,未经原告事先明确书面许可,不非法复制、授权复制或使用原告拥有所有权和/或知识产权的任何全部或部门原告软件。2.被告答应,自签署本协议之日起5个事情日内与原告的授权销售署理商签署软件采购条约,采购不低于5套的CATIA软件(HD2),条约总价款(含增值税)不低于140万元。3.被告答应,将继续对软件的正当使用问题加以关注,建设和完善软件资产核查与治理制度,确保正当地使用原告软件。

被告保证严格遵照原告软件许可协议的划定使用并治理软件。4.原告与被告告竣共识,就协议签订之前被告使用CATIA软件情况双方已获得一致解决方案,原告不再向有关政府部门就此事要求解决并作出裁决,同意并努力协助被告将此协议提交有关政府部门,以便有关政府部门了案。随后,被告(甲方)与原告的授权销售署理商韵华公司(乙方)签订CATIA软件销售条约,答应购置乙方销售的CATIA V5 HD2 PLC软件和CATIA V5 HD2 ALC软件各5套,条约总价(含17%增值税)为140万元,并于条约签署后5个事情日内向乙方支付条约全款。该条约签订后,被告未按约向韵华公司支付条约款,韵华公司因此也未向被告交付软件。

  同年8月,文化执法总队作出行政处罚决议书。该决议书载明:经观察查明,当事人(即本案被告)于2016年下半年在上海市嘉定区技术集成中心事情使用的盘算机中,复制、安装和使用CATIA 软件 8 套,至检查之日未停止使用。

经著作权人核实,该8 套软件的复制均未取得权利人的授权许可。当事人将该软件用于检察技术图纸等相关业务,仅为生产谋划运动的一个环节,故谋划额和违法所得无法查证。案发后,当事人与著作权人的软件销售商韵华公司签订了 CATIA 软件销售条约,出资140万元购置了CATIA 软件,取得了该软件的复制、安装和使用的权利。其中,凭据当事人之前的购置条约作为参考以及当事人和权利人的配合确认,软件的货值单价为81755元,侵权软件总货值为654040元。

鉴于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盘算机软件掩护条例》第八条第一款第(四)项的划定,组成了未经软件著作权人许可复制其软件的行为,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负担侵犯著作权人复制权的执法责任。当事人在案发后能努力整改,主动卸载侵权软件,与著作权人告竣息争,购置了正版软件,获得了正当授权,减轻了违法行为的危害结果和影响,具有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减轻处罚情形,决议责令当事人停止侵权行为并依法减轻作出以下行政处罚:罚款65404元(侵权软件总货值的10%)。

2017年12月,上海知产法院凭据原告的诉前证据保全申请,对被告前述谋划场所内的盘算机实施证据保全。经清点,被告谋划场所内共有盘算机73台,执行人员见告被告以20%的比例随机抽查其中15台盘算机中CATIA软件的安装情况,并凭据抽查盘算机中安装CATIA软件的比例推算该谋划场所内所有盘算机中安装CATIA软件的数量,被告对此未提出异议。证据保全效果为:抽查的15台盘算机中均安装了涉案CATIA软件,其中1台盘算机的目的ID与前述文化执法总队查获的使用侵权软件的1台盘算机目的ID相同。

  诉讼中,原告提交证据证实,2013年10月,原告授权销售署理商澜潮公司与案外公司西巴克斯公司签订销售CATIA V5 HD2软件1套的购销条约,软件实际成交单价为252770元。被告提交证据证实,2015年7月,新大洋电动车公司(甲方)与原告授权销售署理商志码信息公司(乙方)签订销售8套CATIA HD2软件的CATIA软件销售条约,总金额(含税17%)为150万元,培训服务费(含税6%)为25.5万元;许可使用期限为无限恒久使用。

另查明,原告为本案诉讼支付状师费15万元。2018年1月,原告达索公司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起诉称:被告存在侵犯原告盘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行为,后经文化执法总队查处,与原告告竣息争协议,却未按约推行。

原告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申请诉前证据保全,发现被告谋划场所内共有盘算机73台,均安装未经原告授权许可的CATIA侵权软件。涉案软件市场价钱为252770元/套,以此单价盘算,被告的侵权行为造成原告高达1845万余元的经济损失和15万元的维权开支。若法院不认可上述经济损失的盘算方式,鉴于被告侵权主观恶意大,请求法院对被告适用处罚性赔偿。

故请求法院判令被见告豆公司:1.立刻停止对原告著作权的侵害行为;2.赔偿原告经济损失18452210元;3.负担原告为本案支付的状师费15万元。被见告豆公司辩称:原告在文化执法总队查处阶段确认涉案软件货值单价为81755元,现原告主张以252770元/套盘算涉案软件单价,显着过高,且因内部治理不善导致未推行息争协议,无侵权恶意,故差别意原告有关经济损失的盘算方式。【审判】上海知识产权法院认为,被告未经原告许可,在其谋划场所内的盘算机上安装了涉案软件,侵害了原告对涉案软件享有的复制权,依法应当负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鉴于被告被文化执法总队查获使用侵权软件后,一方面与原告签订息争协议,并与原告授权销售署理商签订销售条约,但却未按约支付条约款子;另一方面,由于被告与原告告竣息争,文化执法总队对其依法减轻处罚后,其在未获得软件正当使用许可的情况下,不光未停止侵权行为,还进一步扩大了侵权规模,反映出被告侵权行为的主观恶意显着。关于原告主张的经济损失盘算方式。经查,本案中,原告提交了2013年10月其授权销售署理商与西巴克斯公司签订的销售条约,欲证明涉案软件的市场价钱为252770元/套。

被告与原告授权销售署理商2017年7月曾签订的销售条约亦约定5套软件的总价为140万元。但被告提交的相关销售条约可以证明2015年7月山东新大洋公司购置8套软件的总价为150万元,而文化执法总队2017年作出行政处罚时确定的软件单价仅为81755元,故现有证据所显示的涉案软件销售价钱差异显着,且无法确定上述销售条约所涉软件包罗的模块是否一致。因此,原告提交的销售条约不能直接作为赔偿数额确定的依据,原告关于以252770元/套的销售单价盘算赔偿损失数额的主张,不予采取。

本案中,虽然原告的实际损失和被告的违法所得均难以确定,但联合原告提供的现有证据,已经可以证明原告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凌驾了著作权法例定的法定赔偿数额的上限50万元,故联合全案的证据情况,以双方提交的销售条约约定的软件销售价钱作为参考,综合思量下列因素,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之上酌情合理确定赔偿数额:1.被告安装侵权软件的数量为73套;2.被告的侵权期间;3.被文化执法总队查获使用侵权软件后,被告虽与原告的授权销售署理商签订销售条约,但并未实际推行,也未停止侵权行为,还进一步扩大了侵权规模,侵权主观恶意显着。关于原告主张的状师费,凭据相关状师费收费尺度,联合本案的难易水平、原告状师在本案中的事情量等予以全额支持。据此讯断被见告豆公司立刻停止侵害原告达索公司CATIA V5 R20盘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行为;赔偿原告达索公司经济损失及状师费共计900万元。

2018年8月,知豆公司提起上诉,认为原判赔偿金额过高,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上诉人存在重复侵权行为,侵权主观恶意显着,且被上诉人的实际损失已经显着凌驾法定赔偿50万元的最高限额,故本案应当综合详细的证据情况,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之上酌情确定赔偿金额。原审法院凭据上诉人安装侵权软件的数量、侵权期间、主观恶意及权利人为维权所支出的合理开支等因素,酌定上诉人赔偿被上诉人经济损失及状师费900万元并无不妥,据此讯断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一、盘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适法难点盘算机软件是我国著作权法掩护的客体,而侵害盘算机软件著作权的行为,本质上系一种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归属于侵权责任法调整。因此,盘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执法适用问题需要在著作权法和侵权责任法的双重视角下予以审视。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划定:“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根据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盘算的,可以根据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罗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凭据侵权行为的情节,讯断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上述划定讲明,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存在三种盘算方法,即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和法定赔偿,且依序适用,即只有在前一种方法无法盘算清楚时,才适用后一种方法。其内在逻辑在于:如果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的损失易于盘算,依据侵权损害赔偿的填平原则,原则上要先选择这种方式;在损失难以盘算的情况下,可以将侵权人因侵权所赢利益作为不正当得利,由侵权人返还给权利人;在上述两种方式均难以盘算损失时,人民法院可以凭据著作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连续时间、规模、结果、侵权人的主观状态等因素,酌情确定适当的赔偿额。[①]由于填平损失是民事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要求,为了确保执法适用的正确性,最高法院在《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执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4条中有针对性地对权利人实际损失的盘算做出了划定,即:“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可以凭据权利人因侵权所造成复制品刊行淘汰量或者侵权复制品销售量与权利人刊行该复制品单元利润乘积盘算。

刊行淘汰量难以确定的,根据侵权复制品市场销售量确定。”相关权威解释还明确:权利人刊行淘汰量难以确定的,根据在案件中查获或者查明的侵权复制品市场销售量确定。

[②]同时,该解释第25条进一步明确了法定赔偿的酌定情节,即“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凭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划定确定赔偿数额。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思量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结果等情节综合确定。

”另外,该条第3款还划定:“当事人根据本条第1款的划定就赔偿数额告竣协议的,应当准许”。据此而言,在现行执法框架下,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存在着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当事人协议赔偿及法定赔偿四种方法。然而,由于盘算机软件开发和应用的特殊性,盘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认定在实践中存在较大难题。

一方面,权利人软件单元利润无法确定。正如有裁判看法指出:“软件产物比力特殊,其成本主要为研发用度,一旦研制乐成以后,成本险些不随销量发生变化。因为软件销售的是一种执法上的许可,这种许可不具有普通商品的物质形态,销售数量险些不影响成本投入额。

当其刚开始销售时,其不光没有利润,而且是亏损的。当其销售金额凌驾其投入的研发成本后,每再多销售一套软件,其销售价钱基本上就即是其利润。因此软件产物的利润是一个变量,可能每个时间段都纷歧样,每套软件的利润是不太可能盘算出来的。”[③]事实上,本案原告将其条约销售价作为单元利润来主张损害赔偿数额也正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软件产物利润的特殊性,即在某一个时段,销售价钱基本上等同于利润。

不外,这种单元利润的举证对于原告而言并非易事,涉及大量会计账目的核算,对于研发与销售跨国谋划的公司更是如此。因而,通常情况下,难以为法院所采信。故而,只管有的案件中(如本案),权利人软件刊行淘汰量可以确定,但权利人刊行该软件的利润无法确定,导致权利人实际损失的盘算方法无法适用。

另一方面,侵权人违法所得难以盘算。凭据《盘算机软件掩护条例》的划定,侵权人侵害权利人著作权的行为形式多样,包罗侵害揭晓权、署名权、修改权、复制权、刊行权、出租权、信息网络流传权、翻译权及其他权利等行为,而差别侵权行为对应的侵权人违法所得盘算亦不相同。如未经许可擅自复制权利人软件的,可以参照软件许可使用费来盘算;未经许可擅自刊行权利人软件的,可以按侵权人刊行赢利来盘算。但事实上,由于涉及许可工具、许可数量、许可期限、后续运维等诸多因素,个案中详细以什么样的许可使用条约为参照工具难以掌握;而侵权人刊行赢利亦需侵权人财政账册审计为依据,不仅账册自己真伪难辨,而且司法成底细当高昂。

正是由于上述难题,权利人实际损失和侵权人违法所得两种赔偿金额盘算方法在盘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认定中的适用比例不高;而当事人协议赔偿的做法只管简朴有效,但较为少见,涉诉主要原因是一方当事人不推行协议所致,赔偿金额自己较少争议。司法实践中,法定赔偿方法广为适用。

但由于著作权法最近一次的修订已是十年之前,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为50万元,客观上制约了人民法院通过法定赔偿方法尽可能填平权利人损失的实践努力,也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各界日益增长的尊重知识产权、提高掩护水平的期待。二、裁量性赔偿方法的详细适用司法具有权威性和终局性的基本属性,在知识产权掩护中居于主导职位。在司法实践中,人民法院努力回应社会生长需求,不停探索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制度,加大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惩治力度,努力推动形成尊重知识、尊重创新的良好气氛。

2013年10月,最高法院召开“人民法院加大知识产权司法掩护力度的有关情况新闻公布会”,提出要提高损害赔偿盘算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并公布了8起知识产权司法掩护典型案例,其中包罗宝马股份公司诉广州世纪宝驰衣饰实业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凭据先容,该案是人民法院依法加大恶意侵权行为惩处力度的典型案例。在赔偿数额简直定方面,在现有证据证明侵权人的侵权赢利远远超出商标法例定的50万元法定赔偿最高限额的情况下,思量到侵权人属于组织化的大规模侵权、主观恶意显着、侵权时间长、规模广、赢利庞大等因素,二审法院没有接纳法定赔偿的方式确定损害赔偿数额,而是凭据案件详细情况运用裁量权酌定赔偿数额,全额支持了权利人的诉请。

[④]2016年7月,最高法院副院长陶凯元在全王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事情座谈会暨全王法院知识产权审判“三合一”推进会上进一步强调,“要充实思量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客观性和不确定性双重特点,在确定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时,既要力图准确反映被侵害的知识产权的相应市场价值,又要适当思量侵权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实现以赔偿为主、以处罚为辅的双重效果。要善于运用凭据详细证据酌定实际损失或侵权所得的裁量性赔偿方法,引导当事人对于损害赔偿问题努力举证,进一步提高损害赔偿盘算的合理性。

”[⑤]在最高法院司法政策的激励下,各地法院在司法实践中不停凝聚共识,逐步完善裁判性赔偿方法的执法适用。一是裁量性赔偿方法适用的正当性。

通常认为,全部赔偿是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指的是侵权行为侵犯人负担赔偿责任的巨细,应当以行为所造成的实际产业损失的巨细为依据,全部予以赔偿。换言之,就是赔偿以所造成的实际损害为限,损失几多赔偿几多。[⑥]在详细案件中,如果确有证据反映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侵权人违法所得凌驾法定赔偿的最高限额,则显然不宜再适用法定赔偿方法,而应当以实际损失为基础酌定赔偿数额。否则,既与我国侵权责任法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相违背,也会变相地发生勉励侵权的负面效应。

二是裁量性赔偿方法适用的要件。裁量性赔偿方法的适用以已有证据证实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侵权人违法所得凌驾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为要件。

如果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权利人实际损失或侵权人违法所得的,则依法适用法定赔偿方法。至于权利人实际损失究竟几多,则受制于现实证据状况,无法准确获得。三是裁量性赔偿方法适用的酌定因素。全部赔偿是侵权损害赔偿的基本原则。

由于已有证据证实的权利人实际损失与其真实损失之间仍有差距,故适用裁量性赔偿方法时,仍然需要凭据知识产权的差别类型,综合思量各种因素,以最大限度地填平权利人实际损失。借鉴法定赔偿的酌定因素,盘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的主要因素可以包罗:侵权行为的性质、原告的合理支出、侵权行为的连续时间、被告的主观过错水平、涉案软件的市场价钱、侵权行为的情节、侵权产物(侵权复制品)的数量、涉案软件的类型、侵权行为的结果、被告的谋划规模、涉案软件的合理使用费、涉案软件的知名度、侵权行为的方式、原告的损失、侵权赢利情况等。[⑦]本案中,涉案软件单元利润无法确定,但在文化执法总队行政执法期间,双方当事人已经就被告侵权的行为告竣了总价140万元的软件销售条约。而被告未按约推行条约,直接导致原告损失其因条约推行可以获得的利益。

此外,在本案现有证据状态下,若以行政执法期间双方当事人确认的每套软件8万余元的最低单价盘算,73台盘算机安装的盗版软件总价款到达近600万元。由此推算,本案原告的损失应当大大凌驾法定赔偿50万元的最高限额。

另外,涉案软件应用价值大,市场认可水平高,被告先置权利人状师警告函掉臂,后又违反息争协议,在被行政处罚之后,还连续实施侵权行为,且规模更大,侵权主观恶意显着,只是由于现行著作权法尚未划定处罚性赔偿条款,法院无法适用处罚性赔偿方法。但这一主观因素应当纳入裁判性赔偿酌定因素之中,以体现侵权责任法制裁和处罚侵权行为的功效。本案属于典型的在法定赔偿最高限额以上合理确定赔偿额的盘算机软件侵权诉讼案件,是以权利人实际损失为基础的一种裁量性赔偿,综合思量了盘算机软件的类型和市场价值、侵权复制品的数量、被告侵权行为的详细情节和主观过错等各项因素,最终确定了900万元的高额赔偿,体现了人民法院加大损害赔偿力度,停止和威慑侵犯知识产权行为,推进知识产权严掩护政策落地生效的实践努力。(案例刊登于《人民司法》2020年第26期) [①]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明白与适用》,人民法院出书社2010年版,第151页。

[②]陶凯元主编:《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司法解释明白与适用》,中王法制出书社2016年版,第286页。[③]参见(2013)青知民初字第82号原告微软公司诉被告赛轮股份有限公司侵害盘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案。[④]“最高人民法院宣布八起知识产权司法掩护典型案例”,载2013年10月23日《人民法院报》。

[⑤]陶凯元:“充实发挥司法掩护知识产权的主导作用,为建设知识产权强国和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与服务”,载《知识产权审判指导》总第28辑,人民法院出书社2017年版,第11页。[⑥]杨立新:《侵权法论》(下),人民法院出书社2013年版,第1031页。

[⑦]张广良:“盘算机软件著作权侵权损害赔偿实证研究”,载《人民司法》2014年第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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